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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高新华(法学博士)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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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博士,教授,江苏圣益律师事务所律师,苏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拥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兼任常熟市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常熟电台特约新闻评论员、常熟市流水琴川义工团成员、常熟市法律援助中心常熟理工学院工作站站长。主持法学研究课题近十项,公开出版法学专著二部、论文五十余篇,被评为省优秀青年骨干教师、苏州市优秀教育工作者、2012年度常熟新闻人物、苏州市领军型律师、常熟市优秀律师等。1997年获律师资格,经常为政府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提供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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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阶段是否应移植辩诉交易制度  

2010-08-23 21:49:54|  分类: 世态百象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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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摘要:辩诉交易制度首先产生于美国,此后在很多国家得到推广。其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现实基础、制度基础、观念基础和思想基础。我国现阶段虽然有移植辩诉交易制度的社会需要,但目前我国的审判机制、法律职业者的法律素质和人文素养、民众对司法价值观的选择以及我国特有的司法环境都决定了我国暂时尚不具备移植这一制度的基础。

关键词:辩诉交易;法律职业者;利益;司法价值

 

2002年4月11日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核准了公诉人和辩护人达成的协议,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孟广虎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且赔偿被害人损失4万元,结束了我国辩诉交易第一案的审理。[1]此案引起我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一方面,辩诉交易制度具有其自身优势:“对检察官而言,可以减少其工作量和败诉危险,同时节省政府诉讼开支和司法人员的工作负担”,[2](P.430)从而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对于被告人而言,其“所承受的刑罚,比可能遭受的根据最高条件所作的定罪量刑,要轻得多”,[3](P.399)因此可以“鼓励被告人以合作换取宽大处理,激发当事人自律地设定自己与社会今后关系的努力,并尽量将这种努力反映在程序及其结果中,可以获得较正式审判更为积极的社会效益”。[4]但另一方面,辩诉交易制度的弊端也不容忽视:它违背了“罪刑法定”和“罪刑均衡”原则;“真正的犯罪人通过有罪答辩可能掩盖罪行或情节,无罪的人也可能因种种原因承认有罪”,[5]这会导致纵容犯罪或者冤枉无辜,损害社会利益;“诉讼制度永恒的生命基础在于它的公正性”,[6](P.8)辩诉交易虽然可提高诉讼效益,但无论是程序公正还是结果公正都受到了挑战。

中国是否应该移植辩诉交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回答这一问题,必须从分析辩诉交易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入手。

“辩诉交易产生于19世纪的美国。197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Brady V. U.S一案的判决中正式确认了辩诉交易的合法性。1974年在修订实行的《联邦刑事诉讼规则》中明确将辩诉交易作为一项诉讼制度确立下来,从而使辩诉交易进一步得以制度化和法典化,目前联邦各州约有90%以上的刑事案件是以辩诉交易方式结案的。”[7](P.409)经过长期的司法实践,辩诉交易制度最终能在美国得到法律的确认,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首先,美国19世纪下半叶的社会发展状况是辩诉交易制度产生的社会基础。当时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快速发展,与之相伴的是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流动频繁,但社会治安却逐渐恶化,犯罪率亦呈上升趋势,法院不堪重负,案件大量积压。如何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迅速处理日益增多的刑事案件,提高诉讼效率,成为司法机关亟待解决的难题。此时,有些检察官开始尝试以减少对被告人的指控,或允诺向法官提出降低处刑幅度为条件,与被告人进行交易,从而促使被告人作出有罪答辩。这成为辩诉交易产生的直接原因。

其次,美国法律职业者的职权和法律地位是辩诉交易制度产生的现实基础。美国的检察官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他有权决定是否提出刑事指控、提出什么样的指控、提出多少指控、在什么水准上提出(重罪和轻罪)、是否撤销指控或不指控、是否与被告方进行辩诉交易以及达成什么样的协议等等;进行辩诉交易的案件肯定以有罪判决而告终,这有利于提高检察官的声誉和政治地位。美国律师的法律地位使其能与检察机关进行平等对话;他们的社会地位则使其决定能对被告人产生重大影响;辩诉交易可以使律师避免败诉的记录,并能用较少的时间获得相同的报酬。法官不直接参与辩诉交易,但辩诉交易可以减轻法院的负担,提高法官的办案效率。可见,美国的法律职业者都有进行辩诉交易的可能和需要。

第三,美国的对抗制审判模式是辩诉交易制度产生的制度基础。在对抗制审判模式中,当事人拥有决定或影响诉讼程序运行的实际支配权,法官只是消极的中立者。“在庭审过程中,法官也是‘大作壁上观’,只是维持审理的基本秩序而已。”“法院与其说是政府为解决纠纷而设置的机构,不如说是人民与政府之间的中立的裁判者。”[8]同时,对抗制审判模式强调控辩双方平等对抗,被害人利益遭到漠视。被告人作为平等的诉讼主体,对自己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均有处分权。而被害人仅“有权通过被害人影响陈述的形式参与诉讼……,其对刑事诉讼的影响也几乎是微乎其微”。[9]对抗制审判模式下当事人对诉讼程序的实际控制权和被害人利益的被忽视,为辩诉交易制度的产生提供了制度基础。

第四,对司法公正理念的重新认识是辩诉交易制度产生的观念基础。当代美国司法价值观已由理想的公正向现实的公正转变。有些案件可能因无法收集到充分的证据而使罪犯逍遥法外,这时如果放弃指控显然无法体现司法的公正性,通过辩诉交易,就可以确保定其有罪,虽然会给犯罪的人减轻罪行,但显然比因证据不足而放弃指控更能体现司法的公正性。还有些案件因得不到及时的处理而大量积压,通过辩诉交易就可以简化办案程序,使犯罪的人及时认罪,提高了办案效率,这对国家和社会都是现实的公正。同时,对于那些证据不很充分的疑难案件,运用辩诉交易,换取被告人的有罪答辩,无疑有利于避免放纵犯罪,在提高司法效率的同时,更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

最后,浓厚的实用功利主义思想是辩诉交易制度产生的思想基础。美国是典型的实用主义国家,是一个讲究经济效益和法律效益的国家。辩诉交易给检察官、辩护律师和法官带来的效益是非常明显的。被告人受功利主义思想的支配也可能接受辩诉交易。对于有罪的被告人,辩诉交易可以使他们逃避较重的刑罚;对于无罪的被告人,违心接受辩诉交易可以使他们免受较重的心理压力与折磨,免受可能的较长时间的监管生活以等待审判,免受可能更多的经济损失。对于那些崇尚实用主义的美国人来说,含冤接受辩诉交易比关在监管场所等待清白更为可取。

从我国目前的社会基础看,确有移植辩交易之社会需要。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刑事犯罪日见增长,大案、要案不断增加,司法机关的人力、物力、财力有限,司法机关超负荷运转;另一方面,司法实践中许许多多的案件,定案难,质量不高,破案不佳,积案如山,疑案成堆。但我国现阶段尚不具备移植辩诉交易制度的土壤。

首先,我国法律职业者没有进行辩诉交易的职权和法律地位。一方面我国的检察官不享有美国同行那种广泛的裁量权。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规定:“检察官与辩护律师之间,或者与被告之间(当被告自行辩护时)可以进行讨论达成协议”。[10](P.44)但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的规定,检察机关起诉与否的裁量权只存在于犯罪情节轻微的案件中,并且受到刑事诉讼法144、145、146条的严格限制。二是我国的律师制度并不完善,在司法实践中,律师的许多权利受到了限制,比如:“律师调查取证难以保证,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律师取证的救济程序无效,使得律师无法正常地收集所必须的证据材料”,“审查起诉阶段,人民检察院不依法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等等,”[11](P.136)这样就会影响辩护功能的发挥,使本来就处于弱小境况的辩护方对抗强大的控方力量更显薄弱,更不用说与检察官平等地进行辩诉交易了。

其次,我国的司法职业环境和法律职业者的素质还不符合辩诉交易的要求。我国正逐步采取措施推进司法职业化进程,但目前,司法职业者的法律素质和人文素养都需要进一步提高,司法腐败也没有得到根本治理。而“检察官与辩方律师之间的辩诉交易并不是在由一名公正法官的主持并受众人注目之下的公开法庭上进行的;相反,它们更有可能是在法院大楼的底层咖啡厅里,边喝着咖啡边作出的决定,这一过程依赖的主要是两位律师的良知。”[12](P.400)在没有建立起相应的监督和约束机制,法律职业者素养有待提高的情况下匆忙移植辩诉交易,将可能使不正当交易披上合法的外衣。

第三,我国的刑事审判模式更大程度上属于纠问式,控辩双方的法律地位和社会地位均不平等,辩方缺少与控方平等对话的前提和可能;法官对诉讼进程拥有主导权,他不会对控辩双方的诉讼行为放任不管。此外,被害人的法律地位也限制了辩诉交易的适用。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害人是当事人,享有广泛的诉讼权利。如被害人对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不服的,享有申诉权和直接起诉权;被害人如对人民法院的判决不服的,享有请求抗诉权。当只在检察官和辩护律师之间进行并会损害到被害人利益的辩诉交易发生时,被害人显然不会袖手旁观。

最后,在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之间,中国人更倾向于司法公正。人们可能会为了证据不足告不倒一个坏人而感到惋惜,也可能会为了法院里堆积如山的案件感到着急,却不会相信通过交易定下的罪名会有任何的公正性可言,不会相信有人会承认莫须有的罪名,不愿相信法律会允许罪犯与检察官讨价还价。相反,只要是公正的,即使迟到了也是可以接受的。在司法腐败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的情况下,想让人们接受“辩诉交易”似乎不太可能。而在人们还对法律的公正性持怀疑态度的情况下,法律职业者为了维护自身的公正形象、确保法律的权威性,显然不会冒险强迫公众接受这种“特殊的交易”。对于被告人,长期受传统观念影响的中国人坚信自己的清白比其他东西更为重要,哪怕在监管场所中被关押,哪怕接受长期的审判和心理的折磨。所以,从观念基础来看,辩诉交易无法得到大众的认可。

可见,无论是从现实基础、制度基础,还是从观念基础、思想基础上看,我国均不具备辩诉交易制度产生和存在的条件。因此,在我国现阶段不宜匆忙移植该制度。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没有辩诉交易,就没有目前的美国刑事审判制度,”[13](P.438)这一制度所具有的优势无疑对我国的司法现状是有吸引力的,在妥善处理好以下几对矛盾关系后,移植辩诉交易制度并不是没有可能:(1)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关系。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是对立统一的,当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不能同时兼顾时,应当在两者之间进行适当的权衡。(2)各国司法资源的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法律移植是法制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但在法律移植时,必须协调法律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矛盾关系,以保持本国法的稳定性和进步性。(3)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被告人利益与被害人利益的关系。在移植辩诉交易制度时,既要做到国家、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也要做到被告人利益与被害人利益的平衡。

 

 

 

 

 

 

 

 

 

 

参考文献:

[1]郭毅.国内诉辩交易第一案审结[N].法制日报,2002-4-19-①.

[2][7]何家弘.当代美国法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3][13]宋冰.读本:美国与德国的司法制度及司法程序[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4][5]宋英辉.全面认识辩诉交易[J].人民检察,2002,(7).

[6]胡锡庆.诉讼法专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8]贺卫方.对抗制与中国法官[J].法学研究,1995(4).

[9]郑丁足.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无奈[J].政治与法律,2002,(5).

[10]卞建林译.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11]胡锡庆.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12]郭建安.犯罪被害人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3]宋冰.程序、正义与现代化[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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