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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高新华(法学博士)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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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法学博士,教授,江苏圣益律师事务所律师,苏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拥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兼任常熟市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常熟电台特约新闻评论员、常熟市流水琴川义工团成员、常熟市法律援助中心常熟理工学院工作站站长。主持法学研究课题近十项,公开出版法学专著二部、论文五十余篇,被评为省优秀青年骨干教师、苏州市优秀教育工作者、2012年度常熟新闻人物、苏州市领军型律师、常熟市优秀律师等。1997年获律师资格,经常为政府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提供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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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目的型司法观  

2010-08-23 21:56:03|  分类: 世态百象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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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5期

摘  要:司法观念的现代化则是司法现代化的先导,它要求摒弃工具型司法观,走向目的型司法观。工具型司法观从本质上否认了司法自身独立的价值追求,具有很大的现实危害性,它表现为维护封建皇权的工具、阶级斗争的工具、经济建设的工具等。目的型司法观就是“以人为本”的司法观,强调充分保障人的权利,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理性要求。2004年宪法修正案为目的型司法观的构建奠定了宪政基础,但这一司法观的构建将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关键词:工具型司法观;目的型司法观;以人为本;现代化

 

法制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司法现代化离不开司法人员的现代化,司法观念的现代化则是司法现代化的先导。回顾20余年来的中国司法改革,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理论界和实务界为治理司法领域的种种垢疾也绞尽脑汁,但司法实践中的种种不法行为仍大量存在,如刑讯逼供、滥用权力、先拘后捕、暗箱操作、超期羁押、替代侦查、变相敛财、疑罪从有、预定刑期、辩护虚置等,侵犯人的生命健康权的有之,侵犯人的自由的有之,侵犯人的财产权的有之,侵犯人的精神利益的有之,并且涉及司法领域的立案、侦查、起诉、审判乃至执行诸阶段。其中原因多种多样,有制度层面的,也有体制层面的,但归根结底是观念层面的。我们认为,彻底消除司法领域里的种种不良现象,真正实现司法现代化,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司法观念,即摒弃工具型司法观,走向目的型司法观。

一、工具型司法观的历史表现

工具型司法观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说自我国古代司法制度产生之日起,司法就具有工具性,并且贯穿于整个中国司法发展史,至今经久不衰。从总体而言,工具型司法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

(一)司法是维护封建皇权的工具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种工具型司法观广为流传,甚至被认为天经地义。自春秋时期开始,我国就有“礼法之争”。秦国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实现了国富兵强,从而统一中国,但很快由于其暴政而走向衰亡。至汉代,“德主刑辅”,“以礼入法”,儒家思想成为封建帝国的正统思想,并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始终。但无论是儒家的“礼治”思想还是法家的“法治”思想都具有工具性,即它们都是维护封建帝王的专制集权统治秩序的工具。“为了维护皇权,皇帝不仅掌握着最高立法权,而且牢牢掌握着司法大权,实际上是最高审判官。”“御笔断罪,形象地表现了皇帝对司法的控制,透视出中国传统司法中皇权至上的实质”。[1]中国古代司法官无不“重君权”而“轻民权”,为了维护封建皇权,司法官可以无视臣民的尊严和权利,凡是进衙门打官司者,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都被认为是“刁民”,都是对封建皇权的藐视者。既然是“刁民”,严刑峻法在所难免,“泛刑主义”、“重刑主义”盛行。“不难理解,要维护一个公开不平等的专制特权制度,除了严酷的刑法手段之外,不会有什么更好的措施。”“纠举式的审判,重口供的偏见,残酷的刑讯,造成多少冤魂;贪婪的胥吏,污秽的狱政,又使多少无故者法外受诛;官府衙门居高临下的专横气势,使当事人望而生畏;无休止的审判,无止境的勒索,在百姓心中铸起一句格言:‘屈死不打官司’。”[2]一切为了封建专制统治秩序,百姓的权利无足挂齿。这种以维护封建皇权为宗旨的工具型司法观成为我国古代社会的一大表征。进入近代以来,虽然封建帝国土崩瓦解,政权更迭频繁,司法制度形式多样,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司法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的实质。

(二)司法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这种工具型司法观主要存在于建国后的三十年里。建国初期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第17条指出:“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了“人民司法”的概念,即新中国的法制是保护广大人民的法制。“人民司法的基本观点之一是群众观点,与群众联系,为人民服务,保障社会秩序,维护人民的正当利益”。[3]随后中国开始了以清除旧司法人员、肃清旧法思想、纠正旧司法作风为主要内容的司法改革运动。这是新中国法制建设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它所确立的司法运作机制对建国50多年来的司法体制和司法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人民司法的工具性意义是十分明显的,在连续开展的镇反、土改、三反、五反等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运动中,中共中央“要求各地人民法院在当地党政领导下,组织建立各种人民法庭,紧密配合当地的中心任务,积极开展审判工作。”1953年4月的第二届全国司法会议更是明确规定:“人民司法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武器。”换言之,司法仅仅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或者说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在建国以后的30年里,不管司法机构以何种组织形式出现,也不管司法人员以何种标准选任,但这种“阶级斗争的工具”的司法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得到鲜明的体现。虽然从理论上讲,人民司法为人民,但由于司法工具主义思潮的影响,人的基本权利并没有得到司法的有力保护,甚至为司法所侵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状况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三)司法是经济建设的工具

这种工具型司法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沿续至今。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上来,司法工作的任务也相应变化,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工作重点不尽相同。如“司法工作要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积极维护社会治安;促进司法工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努力做好司法工作,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司法工作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保驾护航;司法工作要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保障国有企业改革顺利进行,促进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司法工作要为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利用司法手段规范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确保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依司法手段保护知识产权,为科技创新,全面落实‘科教兴国’战略,提供有效的司法保障;用司法手段保障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贯彻实施;司法工作要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4]尽管表达方式不尽相同,但可以发现所有的提法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说到底,司法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或者说,司法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工具。司法的这种工具性也表现在各种司法政策上,如1995年12月,任建新院长在第十七次全国法院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全面推进各项审判工作,为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的报告;2000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经济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的意见”;2001年11月肖扬院长发表了“认清新形势迎接新挑战,为入世后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司法保障”的讲话;2003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各项审判工作,为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通知。仅从这些“报告”、“意见”、“讲话”、“通知”的标题就可看出司法的工具性价值受到何等重视!

工具型司法观从本质上否认了司法自身独立的价值追求,认为司法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统治集团利益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或工具。传统的工具型司法观决定了中国古代司法“重刑法轻民法”、“重实体轻程序”、“重权力轻权利”的特色;“阶级斗争工具”的司法观导致了我国司法“重打击犯罪轻人权保障”、“重社会秩序轻个人自由”的司法价值观;“经济建设工具”的司法观导致了我国司法职能的扩大化和司法政策的变动性,因为司法仅仅是工具,而工具是替代的。司法实践中的各种不良现象无不是工具型司法观的现实写照。值得反思的是,时至今日,工具型司法观在当代中国仍有很大的市场。

对于工具型司法观的危害,理论界早有认识,认为它“不论在社会导向、理论的周延性、还是在实践的回应等诸方面均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它不但不利于健全我国法制,实现法制的现代化一一法治,而且极大地阻碍法制的健全和法制现代化的进程。”[5]为了跳出工具型司法观的樊笼,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理论界不断有人借鉴国外的“自然正义原则”和“正当法律程序”提出程序型司法观,认为正当程序具有公开透明、法官中立、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以及所有案件中都统一适用等特征,只要得到实施,就可以使判决结果获得正当性。“程序性司法有助于审判活动规范化,对抑制因法官程序违法行为而产生的裁判不公和司法腐败有很强的实用性,优点比较突出。”因此“必须制定严格的规则,作为程序性司法判定合法或非法程序的具体标准。”[6]甚至有学者提出:“司法改革在实质上是程序的改革,司法作为对争执进行权威性裁断的活动和过程,完全是以程序为核心的:行为通过程序进行,关系通过程序联结,制度通过程序体现,过程通过程序展开,结果通过程序形成和获得正当化。司法改革涉及的范围尽管广泛,但最终都要化解和归结为程序的拆毁和设定。不只如此,司法改革的最终目的在于司法的民主化、科学化、公正化和人道化,这更多不是对司法结果的追求,而是对司法过程本身的追求。”[7]从理论上看,“工具”是相对于“目的”而言的,并不是相对于“程序”而言的,过分强调程序的作用,可能将目前的司法改革引入歧途,因为程序型司法观容易忽视司法本身的“终极意义”;从实践来看,尽管司法程序正朝着不断完善的方向发展,但我国的司法改革从来没有将程序型司法观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程序型司法观可能成为工具型司法观向目的型司法观转变的过渡形态,但不可能成为一种具有独立意义的司法观。司法现代化最终必须以目的型司法观为指导。

二、目的型司法观的实质及其理论基础

目的型司法观就是“以人为本”的司法观,它强调司法本身不仅仅具有工具性价值,而且具有其自身独立的价值追求,即“尊重人的价值、维护人的权利、关注人的生存、重视人的发展”,真正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精神。司法的立法应当以“以人为本”精神为指导,充分尊重人的主体性地位,体现对人的深切关怀和全面照顾;司法制度和程序的设计应当以维护人的尊严为出发点,充分保障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司法的具体运作应当体恤人性的弱点,顾及人的内心感受。具体而言,目的型司法观要求:(1)珍惜人的生命和自由。“在现实的条件下,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可见,人是现实的存在,是精神性存在与物质性存在的统一。如果没有生命和健康这些物质性存在,也就无所谓人的精神性存在;如果人被限制或剥夺了自由,则人的一切物质性存在和精神性存在将毫无意义。(2)保护人的财产。因为“生命的权利是所有权利的源泉,财产权是它们实现的唯一工具。”[8]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和解放必须以丰富的物质财富为基础,剥夺了人的财产,就使人的生命、健康和自由等受到了限制。(3)重视人的精神利益。精神追求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人的尊严、人格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其物质性存在的意义。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对人精神利益的保护更能彰显现代法律“以人为本”的精神。

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律是人类千百年来社会实践的产物,是人的对象化活动的结果,它产生于人的精神活动。法的产生和存在是人作为整体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历史现象。社会主义的法应当与其他社会主义制度一样,以谋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人性解放为宗旨。社会主义司法也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基调,充分肯定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增加: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司法权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并且也是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得以强化的,它是迎合人类对理性的公共的社会冲突解决机制的渴求。“由国家的审判制度取代私人复仇制度,这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次伟大成就”。[9]如今,国家的司法权渗透至国家、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各个角落,但司法权力与其他权力一样,天然地具有侵略性、扩张性和变异性。司法权在有效地保护公民权利的同时也极大地威胁公民权利。司法实践一再证明,司法权一旦背离了“以人为本”的原则,必然成为侵犯公民权利的最大源头。从现实的角度出发,目的型司法观强调充分保障人的权利,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理性要求。

首先,现代法治理论要求现代司法高扬“以人为本”精神,构建目的型司法观。

在中外历史上,都曾出现过“人治”与“法治”的争论,但历史和经验证明,法治模式是迄今为止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最好模式。那么,什么是法治?1959年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国际法学家大会上讨论了实质性法治的概念,并在其报告的第1条宣布: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奉行法治的立法机构的职责是要创造和保持那些维护基于个人的人类尊严的条件,这种尊严不仅承认个人之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而且要求促进对于充分发展其人格乃是必要的各种社会的、经济的、教育的和文化的条件。“法治概念的最高层次是一种信念,相信一切法律的基础,应该是对于人的价值的尊重。……法治的理想,就是去创造和维持一套原则、规例、程序和机构,以保障每个人的权益,防止它受到政府或其他人的侵犯,使每个人都有机会过一种合乎人的尊严的生活”。[10]可见,“法治不仅是一种制度化模式或社会组织模式,而且也是一种理性精神和文化意识。”[11]它不仅具有工具性,更具有目的性。这种理性精神处处以人为出发点,并以促进人的充分发展为其终极目标。作为法治重要环节的司法理应以这种理性精神为基点,司法体制和制度的设计、建立、完善、运行应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充分尊重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人格尊严和精神追求。“以人为本”是确立现代法治精神的逻辑起点和终极归宿。

其次,“程序主体性理论”的发展要求现代司法高扬“以人为本”精神,构建目的型司法观。

人类社会早期,社会公众被贬为纯粹的社会秩序维护工具,不能享有作为一个人所应享有的尊严。近代以来的思想家以理性的方式思考人的特性和存在的价值,闪耀着“以人为本”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从唯物史观出发指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深刻地揭示了人类存在的真实本质,在他们看来,人不是某个超人主宰的附庸或工具,而是人的世界和社会的根本、主体。“在近代社会中,每个人都有为自己固有的利益进行支配的世界,在这个范围内他是不受他人侵犯的‘主体人’,在这个范围内人将自己作为‘自由’的主体人来意识。因此,作为这种固有的支配领域在社会上得以确立和尊重的现实形态的‘权利’,对主体人即权利人来说是他的自由的客观化的表现。”[12]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法律越来越体现出对人的主体性地位的确认。这种思想反映到司法领域,形成了丰富的程序主体性理论,它已成为司法文明、司法民主的标志。正如黑格尔所言:“不止把罪犯看成是单纯的客体,即司法的奴隶,而是把罪犯提高到一个自由的、自我决定的人的地位。”[13]孟德斯鸠也指出:“法官还应与被告人处于同等的地位,或者说,法官应该是被告人的同辈。这样,被告人才不觉得他是落到倾向于用暴戾手段对付他的人们的手里。”[14]根据这一原则,人不是机器,不是被奴役、被宰割、被控制的对象或工具,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不是司法程序的客体,而是司法程序的主体。“如果以威吓为刑罚的根据,就好像对着狗举起杖来,这不是对人的尊严和自由予以应有的重视,而是像狗一样对待他。”[15]因此,现代司法应从“以人为本”的高度出发,明确人的主体性地位,既要给予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应有的尊重,又是提供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充分的权利保障;既要尊重人的生命和健康,也要尊重人的财产利益,还要尊重人的精神追求。

再次,权利与权力的关系理论决定现代司法高扬“以人为本”精神,构建目的型司法观。

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反封建反专制的斗争中高呼“天赋人权”的口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社会契约理论,认为公民相互让渡其部分的自然权利,从而形成国家的公共权力。在启蒙思想家看来,“人民是权力的惟一合法来源”和“原始权威”。[16]至现代,权力来源于并服务于权利已成共识。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国家权力日益增强的优势地位使人们对其始终存在着矛盾心态,一方面期望国家权力正当地行使以保护其权利,甚至出现了布莱克所言的现代社会中“对法律的过分信赖”的现象[17];另一方面又恐惧国家权力被滥用从而成为其权利最大的侵害者。在司法领域,人们既把司法机关视为公民权利的保护神,又把司法机关视为是公民权利的最大威胁来源。我们正处于“走向权利的时代”,“任何公共权力的建立都是为保护公民的利益与权利,这是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原理。通俗地讲就是权力是来源于老百姓的授权,权利高于权力。”“权利的发展,意味着权利主体资格的提升,利益的扩增,能力的增强,因此毫无疑问,意味着人的地位的提高,人格尊严的强化和个人自由的增进。”[18]因此司法权力的运行、司法机制的运作必须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给予权利主体的尊严和自由以应有的尊重。

综上所述,现代司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一般认为,公正与效率是刑事司法的两大基本价值,但这些价值与“以人为本”相比,仅是次一级层次的价值。无论是司法公正还是司法效率,都是围绕“以人为本”的理念而展开的。就司法公正价值而言,“任何正义都必须归于人的发展,都是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的。判断正义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它是否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在正义的目的和标准的意义上,人的全面发展是正义价值的价值。”[19]就效率价值而言,“法的根本目的和任务在于以最少的牺牲和浪费来尽可能多地满足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20]因此,司法效率价值其实一开始就已经被蕴含于司法目标之中,而司法的最高目标就是促进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可见,“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是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两大基本价值的价值,是判断司法是否公正和是否效率的根本依据,而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则是“以人为本”理念的具体化。

三、构建目的型司法的若干思考

2004年,我国再次修改宪法,其中三处修改令人注目:一是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突出了人权保护是“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中最核心的价值,改变以往仅仅从宏观和整体利益角度来论证“以人为本”内涵的做法。二是公开承认私有财产权,保障每一个公民个人可以基于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对抗国家机关随意限制和剥夺公民个人私有财产的非法行为。三是强调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和生活状况的关注,规定国家建立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现了现代法治社会中政府所承担的法律职责的性质和功能。中共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2004年宪法修正案对此加以确认,而“文明的政治是肯定公民身分的核心意义的政治,即,肯定一个真正的政治体的任何成员都不应处于无保护状态的原则。”[21] 2004年宪法修正案是我国宪政发展史上的一次历史性飞跃,它所体现的“以人为本”的精神为目的型司法观的构建奠定了宪政基础,也对我国司法观念的现代化提出了时代要求。

具体而言,当前我国构建目的型司法观尤其是目的型刑事司法观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修正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宗旨

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宗旨应突出现代刑事司法的目的性价值。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条规定:“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透析这一法律条文,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工具性价值尽现。首先,刑事诉讼法作为一部程序法,是实施刑法这一实体法的工具,这一立法宗旨忽视了程序法自身的独立价值;其次,刑事诉讼法是保障和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工具,这正是工具型刑事司法观的典型体现;再次,刑事诉讼法使用了“人民”这一政治术语,而没有采用“公民”这一法律术语,刑事犯罪者特别是严重的刑事犯罪者自然不能包括在“人民”的范畴之内,因此保障其权利没有法律依据。可见刑事诉讼法是党和国家政策的工具。现行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宗旨仍然以工具型刑事司法观为指导思想,而对“人”这一目的缺少足够的关注,没有对人的尊严、自由、人权等现代刑事司法的目的予以应有的足够的重视。因此,在重新修订刑事诉讼法时,首要的是对其立法的指导思想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二)确认并贯彻无罪推定原则

二百多年前,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说道:“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22]从此以后,无罪推定原则逐渐被世界各国所承认,现在它已作为一项举世公认的刑事司法准则而为国际公约确认和保护。贝卡利亚身处封建司法专横的年代,当时对犯人进行刑讯为多数国家所采用并已成为一种“合法的暴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以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刑讯逼供等司法暴行进行了愤怒的谴责。无罪推定原则的精髓,是对公民合法权利尤其是人身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它要求司法人员对任何人都应以公正和人道的对待,防止其人格尊严的不当贬损及诉讼地位的恶化。可见,这一原则洋溢着“以人为本”理念,并以其特有的方式保障着刑事司法程序的公正性和合理性。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对这一原则已有所体现,但还不够完善。从“以人为本”的高度出发,有必要在法律上全面确认无罪推定原则,并在实践中切实得以贯彻。

(三)完善刑事司法证据规则

证据问题是刑事司法中的核心问题,刑事司法活动实际上就是围绕证据的收集和运用进行的。证据规则反映了一个国家司法的价值取向。根据目的型司法观的要求,我国当前迫切需要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非法取得的供述和非法搜查扣押取得证据的排除的统称。非法证据能否作为证据在法庭上展示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是司法实践甚为复杂的问题之一,它集中体现了刑事司法程序两大基本价值目标——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的对立与冲突。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核心思想是“对于要求个人提供或负刑事责任根据的材料这一作法,应当予以限制,因为强迫宣誓或负刑事责任,侵犯个人自由和尊严。”[23]这两项证据规则已为许多法治国家所承认,并在有关国际公约中得以明确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此尚未持肯定态度,如刑讯逼供所获得的证据能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律未有明确的排除;我国法律还规定了“如实告知义务”,从而否定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针对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各种怪现象,迫切需要确立并遵行这两项证据规则,以制止非法取证行为,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正当权利,这是彰显司法文明,尊重人格和人权的体现。

(四)健全当事人的权利保障制度

“以人为本”精神的核心就是保障人权,包括当事人的各种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就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而言,健全以下四个权利保障制度尤为重要:一是辩护权保障制度。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甚至被视为一种基本人权,它充分体现了现代司法对人的尊重。我国法律虽然承认了辩护制度,但立法和实践中对这一制度的正当行使限制过多,以致其应有的权利保障功能难以得到有效发挥。二是知情权保障制度。辩护权的充分行使有赖于知情权的保障。但我国法律对知情权显然还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实践中更有各种各样的内部操作规程,应当明确规定未予公开宣布的以及未能体现“以人为本”理念的内部规定、批复、通知等不得对抗不知情的当事人。三是有条件地推行辩诉交易制度。虽然起源于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和工具性,世界各国对该制度也多有争议,但在实际运行中这一制度体现了对人的价值关怀,可以将刑事追诉对罪犯所造成的实际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既可以减轻被追诉的精神负担,也可以获得交易所带来的各种利益。因此可以根据犯罪的实际危害程度、犯罪的起因以及是机会犯还是惯习犯等因素,有条件地推行辩诉交易制度。四是确认并推广暂缓判决制度。目前该制度仅仅停留在一些基层法院少年法庭的试行阶段,尚无法律依据,但其所取得的效果非常明显。[24]因为“定罪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在人们的眼里,一个无辜的人被定罪,无论如何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25]即使对于一些有罪的人来说,定罪也是一种灾难。因此对于一些轻罪犯、机会犯、即时犯,可以适度地适用暂缓判决制度,这也是“以人为本”思想体恤人性弱点的体现。

(五)矫正司法机构及司法人员的司法观念

从工具型司法观向目的型司法观的转型,必须坚持司法观念更新。首先,树立现代法治观念,充分认识到“法律不只是世俗政策的工具,它也是终极目的和生活意义的一部分”,它不只是一整套规则,还包含了“人的一部分,包括他的梦想,他的激情,他的终极关怀”,说到底,它是“积极的、活生生的人类活动”。法治不仅是一种技术理性,更蕴涵着深刻的人文精神。[26]其次,确立程序法定观念,意识到程序不仅具有其工具性价值,而且具有其自身独立的内在价值。程序是限制权力滥用保障正当权利的最好武器,程序法定观念是“程序主体性理论”的逻辑要求,只有确保诉讼主体“富有意义地”参与到司法过程中来,才能使诉讼主体及其他社会成员对司法过程的“公正性和合法性产生信任和尊重”。[27]再次,摒弃权力本位观念,正确认识权力的派生性、公共性和法定性。在权力与权利之间,权力是工具,权利才是目的;在公权与私权之间,谨防将公权力异化为私权力;在权力与法律之间,权力来源于法律的授权。因此,权力的行使必须限定在法定范围之内,并以实现人的尊严和价值为其终极目标。最后,矫正异化的追诉观念,放弃“报复型”、“惩罚型”追诉观,坚持“改造型”、“恢复型”追诉观。研究表明,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充分证明严厉打击能够产生良好的威慑力;实践证明,过度的严刑峻法反而可能导致被追诉者对现在社会秩序的仇视从而再次走向犯罪。因此,现代司法作为一个制度过程,从其启动时必须立足于对被指控者进行教育和改造并充分保护其合法权益,以更好地恢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秩序。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本质区别,首先就在于它是充分地尊重每一个人的人格尊严和公民权利的社会。现代社会的法实质上是一种“尊重人的价值、维护人的权利、关注人的生存、重视人的发展”的法律制度。“法制现代化的价值意义就在于保障和促进公民的权利,并且要创造一个正常的社会生活条件,使个人的合法愿望和尊严能够在这些条件下实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法制精神强调法律对国家权力的有效制约……。这种对国家权力的法律限制,正是为了更充分有效地保护社会主体的自由权利,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积极进步。”[28] 作为现代社会重要控制手段的现代司法必须具有其本身的“终极意义”,即坚持“以人为本”。正如贝卡利亚所言:“道德的政治如果不以不可磨灭的人类感情为基础的话,就别想建立起任何持久的优势。任何背离这种感情的法律,总要遇到一股阻力,并最终被其战胜。”[29] 现代司法必须以“人类感情”为基础,工具型司法观违背了司法本身的“终极意义”,它已使“司法在国家制度结构中(特别是在制度实践中)以及在全社会的权威体系中并不具备法治社会所具有的、与实施社会治理的实际要求相吻合的地位。”[30]司法观念的现代化必须高扬“以人为本”精神,摒弃工具型司法观,构建目的型司法观。

目的型司法观的构建并在司法实践中被遵行将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推进,目的型司法观终将形成。我们一方面要认识到这一过程的艰巨性,另一方面要以积极、理性的态度对待这一理念转型的伟大工程;我们不仅要正确估计并直面这一转型可能带来的代价,更要怀着满腔热忱的信心和决心投入这一理念转型的伟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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