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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高新华(法学博士)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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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博士,教授,江苏圣益律师事务所律师,苏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拥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兼任常熟市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常熟电台特约新闻评论员、常熟市流水琴川义工团成员、常熟市法律援助中心常熟理工学院工作站站长。主持法学研究课题近十项,公开出版法学专著二部、论文五十余篇,被评为省优秀青年骨干教师、苏州市优秀教育工作者、2012年度常熟新闻人物、苏州市领军型律师、常熟市优秀律师等。1997年获律师资格,经常为政府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提供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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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隐性采访的法律思考  

2010-08-24 21:01:14|  分类: 世态百象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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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时代》(理论版)2003年秋季号

摘要:隐性采访是相对于显性采访而言,由于其客观性和真实性的特点而受到新闻媒体的青睐,并且被社会公众所认可。但隐性采访的法律依据只能通过宪法和有关司法解释间接得出,新闻法的出台已成必然。在适用隐性采访时,必须注意对个人隐私权的保护法律应尽量在两者之间实现平衡。法律也应当对隐性采访予以一定的规制,包括其目的的正当性、范围的有限性、对象的特定性和手段的合法性等。

关键词:隐性采访;隐私权;社会公共利益;法律规制

 

隐性采访是指新闻工作者在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偷拍偷录等记录方式,或者隐瞒身份的体验方式,或者其它方式,不公开猎取已发生或正在发生而未被披露的新闻素材的采访形式。它相对于显性采访或公开采访而言。由于通过隐性采访可以获得大量的用公开的采访手段难以获取的新闻素材,能够最大限度地接近事实的真相,新闻媒体也因此能够充分发挥其舆论监督的作用,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但学术界对隐性采访的合法性多有质疑,实践中因隐性采访而引发的新闻纠纷也屡见不鲜。隐性采访在我国究竟有没有法律依据?它与保护隐私权的立法趋向之间的关系如何?我国应如何规范隐性采访?这些问题在我国法律上始终未得到科学的界定,也是困绕新闻工作者适用隐性采访,更好地发挥新闻舆论监督的问题。

一、隐性采访的法律依据

隐性采访的合法性受到质疑,主要是因为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没有直接规范隐性采访的法律法规,甚至找不到任何一条赋予新闻工作者隐性采访权的法律条文。建国五十多年来,对新闻工作进行规范的一直是党的政策。虽然全国人大在1984年曾批准起草新闻法,但新闻法始终未浮出水面,隐性采访自然也无法找到直接的法律依据。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却相对滞后,出现了许多法律空白及权力真空,这时,社会迫切需要社会舆论发挥其监督功能,以规范各种权力,弘扬社会正气。隐性采访由于其特有的隐蔽性和真实性,在发挥舆论监督方面有其独特的地位。目前这种无法可依的状况却制约着它的发展。在新闻法出台之前,我们必须给隐性采访找到法律依据。

(一)宪法根据

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41条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有权知道他应当知道的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务及社会事务。新闻媒体是人民行使权力的重要途径,直接体现人民的民主监督权。因此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采访权、报道权、批评权、舆论监督权等,实际上都是公民言论自由权和民主监督权的延伸。隐性采访也因此可以找到间接的宪法根据。

(二)司法解释依据

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0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三)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而在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取得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批复》中则规定:证据的取得必须合法,只有经过合法途径取得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以这种手段取得的录音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新的司法解释对原来证据制度的突破就在于,原来偷拍偷录以是否经过对方同意为条件,现在是以有无违反禁止性规定为条件,而且一旦涉讼,是否属于偷拍偷录的举证责任归属于认为被偷拍偷录者。隐性采访的主要手段就是偷拍偷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的司法解释为隐性采访提供了法律依据。

然而关于隐性采访的合法性问题并没有因为这一司法解释而得以解决,争议还在继续。支持隐性采访者在宪法中找到了依据,而反对隐性采访者同样在宪法中找到了依据,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这种不受侵犯的人格权得到了民法通则等其他法律的进一步细化,民法通则明确规定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受法律保护。在司法解释中同样也有大量类似的规定。显然,实施隐性采访不得侵犯上述各种法律所保护的人身权利。

可见,仅依据宪法中的概括性规定来推定隐性采访具有宪法根据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我国没有实行违宪审查制度,司法实践也极少直接引用宪法条款作出判决;而司法解释毕竟不是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其本身的合法性问题也值得研究。因此,要彻底解决隐性采访的合法性问题,有待于《新闻法》的正式颁布。

二、隐性采访权和隐私权之间的冲突

隐性采访拓展了新闻报道的领域,使报道的内容更真实、客观、也更具感染力,但隐性采访权是一把双刃剑,在其运用过程中常常会与法律所保护的其他权利发生冲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隐性采访权和隐私权之间的冲突。

隐私权是一个从西方引进的概念,是指公民个人和死者所享有的个人信息不被非法获悉和公开、个人生活不受外界非法侵扰、个人私事的决定不受非法干涉的一种独立的人格权。[1]这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民事权利。我国目前尚未形成隐私权保护完整的法律体系。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与秘密受到法律保护,这是我国公民隐私权的宪法渊源。民事法律对隐私权没有进行直接的保护,即未将其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加以规定。但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把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隐私的行为,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这样就把隐私权纳入了名誉权的保护范围,在保护名誉权的同时,间接地保护隐私权。

隐性采访所引发的侵害他人隐私权的法律纠纷,实质上体现了媒体新闻自由权(包括隐性采访权)的运用与公民隐私权的保护之间的矛盾。法律必须在这两种权利之间作出选择。从权利的性质上来看,隐私权和新闻自由权虽然都受我国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但隐私权是一种人格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根本的权利之一。“人格权是民事主体的固有权利,是绝对权、对世权,任何人都负有维护他人人格权的义务,禁止非法侵害。当行使新闻自由的权利与保护人格发生冲突的时候,法律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禁止新闻自由权利的滥用,并以国家的强制力保护民事主体的人格权。”[2]新闻自由权则是在拥有人身权的基础上产生的,可以说是在人身自由权的基础上派生的。人只有在人身权不受侵害的情况下才能行使新闻自由。因此,在一般情形下,当隐性采访权与隐私权发生冲突时,法律应当优先保护隐私权。

但这不是绝对的。一般而言,新闻媒体被认为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在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进行的隐性采访涉及个人隐私时,隐性采访权与隐私权的冲突就间接转化为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此时,不能一味地强调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而忽略了对新闻自由权的保护,否则,这种隐私权的保护是以不必要的限制正当的舆论监督为代价的。新闻自由包括了获取事实的自由和舆论监督的自由[7]。而获取事实真相是媒体履行舆论监督职能的前提。法律过分地偏向对隐私权的保护,必将对隐性采访的运用产生极大的阻碍。我国正在向法治社会迈进,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进程中,新闻舆论监督机制是不可少的。在社会转型时期,舆论监督机制尚不够健全,舆论监督作用还没有得以充分发挥,新闻工作者对违法乱纪现象进行披露曝光,遇到各种阻力和困难是超乎想像的。因此,目前应鼓励新闻工作者大胆使用舆论监督的权利,对隐性采访实行特殊保护,以确保公众知情权和新闻批评权的实现,推进民主进程的发展和民主制度的完善。恩格斯曾指出:“个人隐私一般应受到保护,但个人私事甚至阴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的私事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而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3]由此可见,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关的隐性采访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

三、隐性采访的法律规制

实践证明,通过隐性采访,新闻媒体把各种不良社会现象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对于同各种违法违纪行为做斗争,促进民主与法制建设起了重大作用。另一方面,过度宣扬其积极作用,忽视其消极作用,漠视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却是有害的。当前社会公众之所以能接受隐性采访,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人们对社会腐败现象的痛恨,是法制建设不完善的情况下人们的一种良好企盼,但这不是一条最好的法治之路。因此,在肯定隐性采访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对其予以一定的法律规制。

首先,隐性采访的目的必须是正当的。

隐性采访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公众知情权和民主监督权,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弘扬社会正气。但在具体实践中,新闻工作者实施隐性采访的目的往往一时难以判定,我国目前的法律也没有明确正当目的是什么。在这一点上,美国的做法值得借鉴,即在隐性采访时,如果记者主观上存在以下原因是“不能容忍”的:(1)为了赢得奖项;(2)可以借此打击竞争对手;(3)以更少的时间和资料获得新闻故事情节;(4)因为采访者本身就是不道德的。[4]

其次,隐性采访的范围应当是有限的。

我国目前法律法规并没有对隐性采访的范围予以明确限制,但根据有关法律的精神,隐性采访的范围应当是有限的。(1)不得获取和泄露国家秘密。新闻工作者应当毫无例外地严格遵守国家保密法的规定,对涉及国家秘密事项不得进行偷拍偷录。(2)不得泄露和侵犯商业秘密。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明确规定商业秘密受法律保护;《刑法》更是规定侵犯商业秘密是一种犯罪行为。(3)不得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最主要的是不侵犯公民的隐私权,这也是隐性采访中最常见的侵权客体;此外还有不侵犯公民的名誉权、肖像权等。

再次,隐性采访的对象应当是特定的。

隐性采访的对象主要应针对公共性人物,如违法乱纪的党政官员以及其他执行公共职能的人员,或者比较引人瞩目并且其言行与公众利益相关的知名人物等。对于与公共利益关系不大的人物,一般不宜进行隐性采访。特别应注意不可轻易对未成年人进行隐性采访,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有特别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判决前,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

最后,隐性采访的手段必须是法律允许的。

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1)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得非法持有、使用窃听、窃照等专用间谍器材。《国家安全法》第21条对此有明确限定,《刑法》则规定这是一种犯罪行为,因此,严禁使用法律所禁止持有、使用的专用间谍器材进行隐性采访。(2)不得用设圈套的采访手段引诱违法犯罪进行隐性采访。(3)不得盗用或假冒他人名义特别是冒充国家工作人员实施隐性采访。

 

注:

[1]王利明著:《人格权与新闻侵权》,中国方正出版社1995版,第412页。

[2]杨立新著:《人身权法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版,第290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第591页。

[4]参见徐志红:《谨慎对待偷拍偷录》,《中华新闻报》,2000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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