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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高新华(法学博士)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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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博士,教授,江苏圣益律师事务所律师,苏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拥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兼任常熟市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常熟电台特约新闻评论员、常熟市流水琴川义工团成员、常熟市法律援助中心常熟理工学院工作站站长。主持法学研究课题近十项,公开出版法学专著二部、论文五十余篇,被评为省优秀青年骨干教师、苏州市优秀教育工作者、2012年度常熟新闻人物、苏州市领军型律师、常熟市优秀律师等。1997年获律师资格,经常为政府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提供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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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劳动合同法修改看供给侧改革  

2016-03-10 08:39:51|  分类: 他人观点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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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答“两会”中外记者提问时,再次表达了对现行劳动合同法弊端的忧虑,他表示,现行劳动合同法标准工时制为基础,不适合于灵活用工,加之劳动者薪酬上涨过快、劳动者可以无原因辞职而企业不能随意辞工,法律对双方保护不平衡,导致企业负担加剧。而对企业保护不足,反过来又影响到劳动者的就业,使这部法律“本意是保护劳动者,但可能最终损害了一些劳动者的利益。”

事实上,这并不是楼继伟第一次谈及劳动合同法的弊端。此前,在今年2月召开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楼继伟演讲中已经提过《劳动合同法》相关问题,今年1月他还在《求是》杂志上发表《中国经济最大潜力在于改革》一文,对劳动法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

应该讲,楼继伟作为财政部长,公开“替资本家讲话”,在我国现行舆论环境下,多少显得有些“政治不正确”。也正因为此,这番讲话在互联网引起极大关注,成为媒体关注的一大热点问题。

依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本家与劳动者的矛盾是天然存在的。马克思曾提到:“资本与雇佣劳动是同一关系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制约着另一个方面,就如同高利贷者和挥霍者一样。”双方矛盾对立点集中在利润与工资上,资本家天生渴望资本的增值,为此不遗余力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而劳动者除了劳动一无所有,希望能获得更多的生产资料,渴望提高工资,以此降低被剥削的“剩余价值”。虽然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论述虽然总体符合劳资关系特点,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却已不足以涵盖问题的全部。因为,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共生共存关系:企业将获取的利润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并以此通过教育、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生产能力,劳动者也可藉此实现薪酬的提升。这一过程的关键,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所谓“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 Productivity)的增长,通常叫做技术进步率,是新古典学派经济增长理论中用来衡量纯技术进步在生产中的作用的指标的一个名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是指全部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土地,但通常分析时都略去土地不计)的投入量都不变时,而生产量仍能增加的部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并非所有要素的生产率,“全”的意思是经济增长中不能分别归因于有关的有形生产要素的增长的那部分,因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只能用来衡量除去所有有形生产要素以外的纯技术进步的生产率的增长。

而当前,随着我国进入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一些因素却制约着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经济稳定增长,如劳动力成本攀升、资本边际率下降、杠杠率较高、一些制度机制抑制资源配置效率等。《劳动合同法》就是其中一直资源配置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

针对存在结构性问题,我国正在持续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针对抑制资源配置效率的制度机制,或许必须通过法律修改、制度优化等因素才能得到妥善解决。

事实上,现行《劳动合同法》对企业保护不力问题,早在2009年,著名民法学家、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我国《物权法》起草专家组组长、《合同法》起草人之一的梁慧星就曾一针见血的指出:“劳动合同法从指导思想到内容设计都存在问题,必须要大改!”在梁慧星看来,《劳动合同法》规定签订书面合同根本无必要,因为“《合同法》规定,口头约定也是合同”,并且“工资单,有职工名单,就可以证明他和用人单位的劳动合同关系”;至于要求企业与劳动者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更是根本的错误,因为,只要是合同就应该有期限。尤其在用工灵活性上,企业基本被束缚得严严实实,“我们企业和国际大企业不一样,我们更多的是中小企业。比如来料加工,来料就加班加点,没有来料的时候就闲着。它是非常弹性的工作机制。你现在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动不动节假日一加班就是3倍工资,这就不符合实际。”

事隔7年,回过头来看看梁慧星的冷静思考,不得不佩服他的睿智和远见。

什么是供给侧改革?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供给侧改革尤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或者说是技术进步率的提高。

而我国现行的《劳动合同法》,显然对全要素生产率构成了限制。

首先,我国当前劳动力成本在不断上升。楼继伟在《中国经济最大潜力在于改革》中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2012年以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连续下降,预计“十三五”时期继续减少1000万人以上,人口红利逐步消减。人口老龄化加剧,2014年末老龄化率达到15%左右,高出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约5个百分点。用工短缺,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货币工资年均增长13.2%,农民工工资年均增长13.5%,高于同期劳动生产率(按现价计算)年均增长11.1%的水平,劳动力成本增长已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这种增长,为企业增加了不小的负担。

而另一方面,企业却不愿意为劳动者加强培训、提高素质而付出,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理由非常简单,在现行法律框架之下,劳动者只要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用人单位,就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而对劳动者离开给企业带来的损失没有规定具体的法律责任。这些条款,降低了劳动力市场雇佣的灵活性,弱化了企业用人权、管理权等。并且,即使企业破产也要支付员工的补偿金。企业对那些干得不好,没有积极性的员工也不敢轻易开除。在良性的劳资关系下,企业需要支付大量的培训成本,才能使非技术员工成为技术员工。

而在现行《劳动合同法》的框架下,企业不愿意投入,因为投入大量成本把员工培养好了他就一走了之,企业却没有任何反制措施,这对于以资本为导向的劳动使用者而言,是极为不利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企业都不愿意培养技术工人。而另一方面,由于工资的增长,一些工人也不愿离岗学习技术。两个方面都缺乏愿意,结果导致市场中的技能工人越来越少,技术工人自然难招。所谓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就成了空谈。

第三,现行《劳动合同法》要求企业为劳动者提供“五险一金”,表面上提高了税率——打个比方,一个员工月薪1万,到手只有7454元,而企业则要付出14410元。由于五险一金的强制性,社保实质上变为了一种税率相当高的社保税——而实际上,这一规定却掣肘了税率的增长。在经济学界,美国供给学派经济学家拉弗以其“拉弗曲线”的发现而著称于世,并当上了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为里根政府推行减税政策出谋划策。“拉弗曲线”的道理其实很简单:一般情况下,提高税率能增加政府税收收入。但税率的提高超过一定的限度时,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投资减少,收入减少,即税基减小,反而导致政府的税收减少,于是,就形成了随着税率增加,税收先升高再下降,向上凸起的拉弗曲线。

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是建立在市场相对闭塞的环境之下的,对于经济全球化,马克思则缺乏预见。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中国经济不能独立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面临着外界的竞争。随着中国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越南、印度,乃至美国都以“再工业化”来争夺中国的就业岗位的时候,中国工人的利益实际上就会受到损害。

总而言之,笔者认同楼继伟的观点,现行《劳动合同法》侧重于对劳动者的保护——这种保护,按照楼继伟的说法,是“超前了50年”,并不符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表明上有利于劳动者的保护,实际上却损害了劳动者的权益。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确有必要进行反思或检讨。与其构建一种“单赢”甚至“双输”的劳资关系,不如抛弃传统理论,重新构建一种“双赢”的劳资关系。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QwMTcwMg==&mid=403636445&idx=1&sn=de4fea69bdc5e376c4b4409880055bc1&scene=1&srcid=0309LMdNQ9cmSgnQi7zKP8B5#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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